在許多國人印象中，古代日本長期四分五裂，諸侯割據，至於日本天皇，在明治維新前，都一直是軍閥們肆意玩弄的牽線木偶。

這個說法倒也沒錯，但僅僅是日本進入幕府時代後才出現的局面。而在這之前，日本曾經跟中國一樣，是個大一統國家。天皇大權在握，統禦全國達數百年之久。

說到古代日本的大一統，很多讀者或會不解：畢竟雲石君在之前的《地緣政治33：古代日本為何四分五裂》一文中曾經說過：日本內部地緣結構支離破碎，沒有一個強大的核心地緣板塊。比如關西、關東、泛九州等地區，都有一定的地緣實力，且相對獨立，誰也沒有壓倒其他對手的絕對優勢，這種地緣結構的零碎，反映在政治層面，必然是諸侯割據，四分五裂。既然如此，為何在早起，日本還能夠出現江山一統呢？

這其實跟中國有莫大關聯。

這是咋說？雲石君在這裡做個分析：

拋開荒誕不經的神話，日本有據可考的歷史，最早追溯到中古時代的大和國。

日本發展早期，藩國（其實準確的說應該是「部落」）林立，並未形成統一的文明體系，所謂大一統國家更是無從說起。但是約莫到中國的晉朝時，紮根於關西平原的大和國，在列國拚殺中脫穎而出，並完成了對關西平原的控製。這個大和國國王，就是日本天皇的前身，後來的日本國以及大和民族，也都是在大和國基礎上演化而來。

大和國一統關西平原，對後來的日本歷史發展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關西平原是日本列島中最為優質的地緣板塊之一，非但地勢較低，且國土平緩，而且淡水資源豐富，這都是孕育文明體系的基本條件。

日本列島以山地為主，平原本就較少。而為數不多的幾塊較大規模低地平原中，又以後來的京都——大阪為核心的關西平原，及以東京——橫濱為主軸的關東平原面積較大，質量較好。而且這兩大平原都大致處在日本列島的中部，可以較為便捷的把自己的地緣影響力，投射到零散分佈於四面八方的其它板塊，故而是日本僅有的可以稱之為「帝王之資」的核心板塊。

當然，今日的日本，首都在東京，關東平原的文明發展水平也超出關西一大截。不過在一千多年前，關西的地緣價值卻比關東高出許多。

這是為什麼？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關西平原的區位更為靠西，而且還有瀨戶內海這個地緣通道，可以直接通往九州島北部——那裡是日本列島跟東亞大陸最接近的地方。所以，相較於關東，關西平原可以更好的承接來自中國的先進文明輻射。

華夏文明是農耕時代的全球最發達文明。而彼時的日本，國土開發程度還比較低，本土文明水平相當落後。所以華夏文明的滋養，對各地緣板塊的實力提升有著十分明顯的作用。關西平原儘管體量比關東略遜，不過因為可以更好的承受華夏文明影響，所以文明質量相對較高，這就提升了其之地緣價值，在實力上蓋過了關東平原。

以關西平原為基，大和國強勢對外擴張，並最終在5世紀（約等於中國的南北朝時期）時，除了寒冷的北海道，九州、本州、四國三主島都被大和國佔領。

當然，大和國的這種佔領，並非中國秦漢後的大一統式直接納入管理，而是類似於周朝時的封建諸侯。除了關西這塊大和國本部，其他地區，大都被國王分封給了皇族或者勛貴。這些諸侯們儘管臣服於大和國中樞朝廷，但在自家地盤，卻擁有非常大的自主權。

之所以會如此，還是當時日本文明發展水平決定的。要打造中央集權式的大一統，一個基本的條件是，中樞板塊與各主要次級地緣板塊之間，能夠建立較高等級的有效交流渠道——直白點說，即本部核心區，可以藉助水陸通道，把自己的影響力，便捷的投射到國內絕大部分地區。隻有這樣，各板塊才能在文化和經濟上形成一個有機整體，朝廷中樞也才可以實現對地方的有效掌控。

隻是，建立有效連接，這個是要花錢的，陸上，開驛路設驛站得花錢，水上，造樓船養活水手同樣得花錢。

可一千多年前日本，文明發展水平仍然十分低下，社會結構大概還停留在奴隸社會階段，跟中國西周時的水平差不多，所以根本不可能積累出如此多的資源，來構建這種大型連接體系。鑒於這種局面，大和國唯有效法周朝，以封建形式，把核心區外的其他地區，封給各家諸侯，由他們代表自己，間接實現對當地的管製。這種格局下的大和國大王，影響力等同於西周天子，雖可號令天下，但除了本部核心區，其它地區卻隻能統而不治，在允許它們保留相對獨立的同時，政治上臣服於自己就行了。

這種封建模式一直延續到6世紀，形勢又發生了變化。一方面，經過一百多年的經營開發，其它次級地緣板塊的實力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以關西平原為核心的大和國本部，其實力優勢相對下降；而另一方面，當時文明水平下，可以用於開發的土地差不多已經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封中消耗殆盡，再想通過對外擴張來拓土開疆，性價比越來越低。

這時候，有實力的諸侯們，逐漸開始挑戰大和國朝廷的權威；而在朝廷內部，一些皇族和貴族為了獲得封地，也不斷鼓噪。鑒於通過拓展新土地來獲得新封地已經不大可能，所以大家索性決定挖大和國牆角，要求在現有核心區裂土分封，以滿足自己做諸侯的需求。

這差不多就是西周末年的情況。分封製已窮途末路，王朝的舊有維繫模式面臨重大生存危機。如果局面繼續惡化下去，大和國最好的結局，也不過就是淪為東周，如果中間一個不小心，號稱萬世一系的天皇家族，沒準當時就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了。

不過這一切並沒有發生。大和國成功的渡過了這一劫。而其之所以能避免，關鍵還是在中國。

這個時期中國，正好進入隋唐第二帝國。在這一階段，華夏文明的文明發展水平又出現了一個質級提升。

作為最便捷承接中國影響力輻射的核心地緣板塊，關西平原又幸運的搭上了華夏文明大躍進的快車。通過大量派遣遣唐使等手段，對隋唐文明成果學習和消化，關西平原的實力又一次明顯提升，大和國朝廷再次獲得了對國內其他地緣板塊的明顯優勢。

日本歷史上重要性僅次於明治維新的「大化革新」，就在這時發生。正因為本部的實力的猛增，大和國得以將那些越來越不聽話的諸侯重新壓製。

而大化革新的意義還不止於此，鑒於此時的大和文明業已進步到一定階段，已經有一定能力調配資源，來構建起碼的交通體系；而對華夏文明的學習，又使日本在技術積累和政治製度優化等方面取得了全新突破，這些有利因素，再加上大和國本部的強大實力，使得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了打造中央集權體系的戰略機遇。

首先是大和國內部的豪族被清洗。鑒於中央集權體製能夠增強本部實力，進而一統天下，為中央統治集團賺取更多的收益，所以大和國朝廷里的集權派聲勢日長，最終成功打倒了頑固的舊貴族——這與秦國的商鞅變法高度相似。

在內部實現集權後，大和國對外強勢出擊，消滅各地諸侯，將它們的自治權剝奪，實現了日本歷史上第一次中央集權。也正是這時，「日本」這個氣勢磅礴的名字登上歷史舞台，而之前的大和國國王，也被更具威儀「天皇」稱謂取代。大化革新完成後，日本由封建製為特徵的「飛鳥時代」，進入以中央集權特徵的「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

對一代代天皇來說，中央集權當然是他們的最愛。要是能夠把這個體製永久維繫下去，那對他們來說是簡直是太美妙了——至少奈良時代與平安時代早期的那些天皇，內心肯定有過這種美好期許。

可是，這種願景終究隻是南柯一夢。從平安時代中期開始，日本進入攝關政治時期，天皇的世俗權力被豪強架空。此後，以源平相爭為標誌，日本邁入幕府時代。鎌倉幕府、室町幕府、安土桃山時代、江戶幕府，在長達千年的時光中，日本又返回到了諸侯割據、列強爭霸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央集權體製不復存在，天皇也淪為各路豪強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