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蔣要賈景德向閻錫山表示：「晉地至不能立足或不如意時，陝省或甘省皆可任閻先生治也。」同時警告：「閻果迎敵剿共，則余必明白討閻……邪正決不能混淆，夏夷豈能兩可！」「如閻通敵剿共，無論其出諸如何形式，余必毫無猶豫的率領共黨以討閻王。」本文摘自2012年第22輯《民國研究》，作者黃天華，原題為《抗戰時期閻錫山與日本的關係及國共兩方的因應》，文章系節選。

閻錫山

1941年夏，蔣介石決定派徐永昌往二戰區「視察」。8月25日，回到重慶的徐永昌向蔣介石彙報了以下幾點：一是閻「通倭之事實防萬一」，當在我抗戰御共失敗后；二是晉對中央誤會甚，排除之方惟有不妨害其政權；三是閻「惡共惡到極點，日盼中央除共」。8月29日蔣親筆致函閻錫山，「內容備極尊敬與安慰之意」。可見蔣仍著意籠絡閻錫山。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徐永昌訪問克難坡期間，日閻雙方正在進行緊鑼密鼓的談判，稍後，日閻雙方簽訂了基本協定，可見，閻此時確實傾向於投靠日本。

有意思的是，閻錫山一邊和日本簽訂密約，一邊又企圖將其行為披上「合法」外衣，即裝飾成他是在蔣的暗示下聯日剿共，由他來「但上不聽中央制止，暗中勾結敵人剿共的惡名」，而「中央仍可得聯蘇之實」。9、10月間，他有連續三次致電蔣介石表示：「生甫（即李廣和）奉辦事勉強進行，已有頭緒……只要與國家有益，我不惜一切犧牲。」閻錫山很可能認為蔣既想剿共，又想聯蘇，處於一種兩難境地，他如果以「剿共」的名義，密切與日本的關係，幫蔣解決難題，就可得到蔣的默許。但正如徐永昌所說，只要閻聯合日軍打中共，就「完全為投敵」，只是有意「假剿共一位遮飾耳」；閻之所以要假手與中央有關係之李廣和辦，「一則使他人分過，一則藉留餘地，國軍敗，彼可由假即真，國家有權，彼可由真作假」。此處徐永昌對閻心態的分析非常中肯，即閻對日基本上是欲迎還拒，引而不發，當國軍敗的時候，就弄假成真，倒向日本人；當國家還有相當力量的時候，則裝作和日本人什麼關係都沒有。

10月26日，蔣在日記中大罵閻：「此奸賊之卑劣狡詐，無異於汪逆。然時日至今，為時已隔半月以上，而尚未見其公開降敵其或以洛陽與西安無恙，彼猶豫徘徊疑貳，不敢宣布，亦未可知。」蔣指出了一個重要事實：雖然閻已做好了準備，但在洛陽與西安未失陷之前，閻不敢公開降日。

此時，日軍正在進行汾西作戰，對黃河東岸龍門山（或稱東禹門）的中央軍發起攻擊。胡宗南等人擬派一團部隊渡河援助，卻為閻錫山所拒。蔣認為閻此舉表明「其叛逆益顯矣」。而閻之所以拒絕中央軍渡河，理由就是「中央軍過來對敵之意少，對我後方之擾亂多」。同時，閻又表示：「在此剛利用人為我們做華北全面努力之下，驟然反口甚難。」也就是說，日閻剛剛達成協議，不能反悔。鑒於此，徐永昌認為閻投敵的事實比他所判斷的還要「過之」。

11月6日，蔣告訴閻，對於增援的中央軍第六十一師，「必令全師渡過，無商量餘地」。同一天，蔣又在日記中說：「閻又電其代表訴其降敵之舉有欲罷不能之勢，此奸終必降敵，但我以極端嚴厲處之，預示已有萬一之準備，並以厚集兵力在其附近，使其有所畏威而知止，或能冀其悔悟也。」可見，蔣必令中央軍渡河，其重要意圖就是要威懾閻錫山：不得投降日本，否則軍事討伐。

同時，蔣又派賈景德回克難坡「勸止」閻錫山。蔣要賈景德向閻錫山表示：「晉地至不能立足或不如意時，陝省或甘省皆可任閻先生治也。」同時警告：「閻果迎敵剿共，則余必明白討閻……邪正決不能混淆，夏夷豈能兩可！」「如閻通敵剿共，無論其出諸如何形式，余必毫無猶豫的率領共黨以討閻王。」蔣向閻明確表示：在民族大義面前，他會毫不猶豫地和中共一起討伐漢奸，共御外侮；在敵我之間，沒有投機取巧的餘地。

賈景德山西之行獲悉：閻錫山的文武幹部中，「除極少數覺勾結日本之非是外，大多數以為抗戰無出路，且亟思速回太原，但自日對英美抗戰後，則又當別論矣」。此時，徐永昌也得知：日美開站后，「閻先生一再言自己判斷錯誤」。1942年1月初，閻致電蔣說：「必本前言與鈞座難與共，追隨到底。」1月21日，唐縱就判斷說「閻之態度大有轉變也」。

但是，閻仍沒有完全掉頭轉向蔣介石，也沒有完全截斷投向日本的道路。3月下旬，蔣向閻錫山傳話：希望閻至西安一晤。閻卻回電說「前方離不開」，同時又派趙承綬再赴太原與日軍周旋。8月14日，蔣又讓徐永昌轉告閻，希望赴西安一行，但閻仍「不敢」來，只是派趙承綬、王靖國二人赴西安謁見蔣介石。

1943年12月29日，山西省主席趙戴文逝世。次年1月6日，蔣在日記中說：「反間諜略之運用，派次宸赴晉吊趙喪。」此處蔣的說法甚有意思，他派去弔唁趙戴文的使者徐永昌具有「反間」的作用，這大致是說徐永昌的作用更多的是要勸誡、拉攏閻錫山，弔喪只是次要目的而已。此後，由於日閻之間越來越冷淡，所以蔣也未採取什麼特別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