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是中國文化一個極富意蘊的概念，我們經常說“成熟”“熟能生巧”“駕輕就熟”“瓜熟蒂落”等等，諺語也有“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謅”等。

曾國藩認為不管是讀書做文章，還是做人做事，要成功都要靠“熟”這個字，並進一步提出一種“熟”的哲學來。這里的“熟”指文章、書法等技藝方面，或者修身悟道方面達到一種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狀態和境界。

天下萬事貴熟

曾國藩說：“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

“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意思是五穀如果不能成熟，還比不上能結實的野草，比喻條件素質再好，如果最後不能有所成就，那就還不如素質條件差的。

曾國藩對這句出自《孟子》的話大加讚賞。曾國藩本人的資質並不高，讀書也沒有絕佳的記憶力，但是他堅持一個“熟”字，“一書未讀完，斷不看他書”，“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一點點吃透弄熟，絕不馬虎過去，從而學有所成。

曾國藩承認自己天資平平，他說：“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眾，大率皆中材耳。”就是這中等之材在“熟”後做出了讓人矚目的功業。

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

曾國藩說：“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即人之所以為聖人，亦是先立規模，後求精熟。”

這里的“規模”有“規矩”“格局”“目標”等意思。要成人必須要有規矩，人生要有大的格局和長遠的目標，這些都是修身中的“先立定規模”。

曾國藩30歲時立誌，以“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為“終身大規模”，這一“大規模”以後一直影響和支配著他，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有時候“立定規模”就是“立誌”，曾國藩又說，“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隻要人肯立誌，都可以做得到的”，“立定誌向（而致於熟），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

曾國藩有一副自題聯：“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隻問耕耘。”他把聖賢視為自己的最大目標，他要朝著這個目標去做，所以曾國藩自己也說：“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即為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也就是說，無論帝王將相，聖賢豪傑，都有各自的一種誌向，隻要你朝著這個目標去努力就好了，不問收獲，隻問耕耘，重點在“耕耘”兩個字上。

“熟”道之體：不挫於物
 

“不挫於物”出自《孟子》，指心不被外界屈服而始終保持道義，這是根本。隻有保持最初之本心而持之以恒，不被外部的非議所擾亂，才能“不挫於物”，勇往直前，最後到達精熟的狀態。

李瀚章這樣評價曾國藩：“其過人之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為浮議所動。”曾國藩這個人的過人之處，在於一旦看準了，就能夠堅持定見，不為種種浮議所動搖。

其實湘軍首領中，胡林翼的見識與品德都不在曾國藩之下，然而胡林翼的成就卻不如曾國藩，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胡林翼缺乏曾國藩這樣的定見。用曾國藩的話說，胡林翼“於久經謀定之局，每至臨事變其初計”，對於大家已經商定的方案，一遇到大的壓力，就容易出現動搖，臨時改變計劃。

曾國藩說，“凡發一謀，舉一事，必有浮議搖撼”，原因很簡單，耍嘴皮子比干實事要容易得多，若是有人提出一個計劃，開始一個行動，一定會有各種各樣的議論來動搖他的決心。

天下的事情隻是人盡力去做而已，到山窮水盡的時候自然會有路走。“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如果剛剛受到挫折，或者聽到別人不切實際的議論就心情沮喪，改變計劃，那是成不了事的。

因此，對於做人做事，既要有過人的見識，而在看明白以後還要有一種堅持，一種定力，一種意誌，一種“倔強之氣”。

“熟”道之用：機應於心

“機應於心”出自《莊子》，指水到渠成、自然而熟，心中對“道”的體悟已到化境，得心應手，用於日常生活。

《莊子》中有“庖丁解牛”的故事，對“機應於心”做了形象化的描寫，廚師動作優美，合乎音樂節拍，瞬間把一頭牛分解開來，而一把刀用了十九年還是不減鋒利。

廚師之所以有這樣高超的技術，是因為他追求的是“道”，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技藝上。“機應於心”就是人道通於天道，在天人相通而走向成熟之中，化天道為人道，化天性為德性。

到了“機應於心”的境界則兼容並包，撤去藩籬而有一定之規，那種思想資源都可以吸收利用，不必有門戶之見。曾國藩除了講儒家理學之外，對諸子百家也多有采獲。

他認為“立身之道”若是兼有大禹、墨子的勤儉和老莊的虛靜，則可以“修己治人”，又說：“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若遊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也，不可棄也。”這是對先秦諸子的讚揚和重視。

對於用兵治民，曾國藩把申韓的嚴刑與孔孟的仁義揉在了一起：“鋤莠去草，所以愛苗也；打蛇殺虎，所以愛人也；募勇剿賊，所以愛百姓也。”“不治以嚴刑竣法，則鼠子紛起，將來無措手之處，是以一意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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