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有眾人羨慕的一切：順遂的職涯、美滿的家庭、在台北置產、送兒子去私立學校讀書、帶家人出國旅遊度假，過著典型都會中產階級從容優渥的生活。

直到五年前，父母陸續失智，徹底改變了他的生活。五年間，他歷經從天堂般的生活，落入地獄般的谷底，又重新找回力量，雲霄飛車般的經歷。

七月二十一日，我們來到新北市新店的一棟舊公寓四樓，中國信託銀行文山分行經理賀湘濤，一別辦公室裡西裝筆挺的樣子，一身輕便迎接我們。賀媽媽擦了桃紅的口紅，看得出特意裝扮過，她開心打招呼，賀伯伯則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神情像個孩子似的轉頭對我說：「牠在捉魚！」原來Discovery頻道正在播放北極熊的影片。

這個片刻，說是採訪，更像是探訪一位熟悉朋友的家。這其實不是我想像中，家裡有兩個失智老人的場景。

「你現在看到的，是他們比較平緩的時候， 」賀湘濤說，「媽媽有時還是會捉狂，阿迪是第二個來我們家的外勞﹐剛來時媽媽還曾經拿衣架要打她， 因為阿迪太靠近爸爸，她吃醋了。」

這片刻寧靜得來不易。

父母相繼生病
生活陷入混亂，業績掉到全省最後

剛開始只是一件小事。約莫五年前，他幫媽媽檢視銀行帳戶時，發現整整少了六十萬元，問母親錢怎麼不見了，她怎麼也說不清。後來他發現，母親記不得今天是星期幾，藥盒裡的藥不是忘了就是重複吃，自理能力像是鬆掉螺絲的零件，一件一件的掉落。

「那時，媽媽照顧中風的爸爸好幾年了， 」賀伯伯七十五歲中風， 八十歲失智，本來一直由賀媽媽親自照料，沒想到，當時年僅六十七歲的賀媽媽後來居然也失智。

「妹妹想帶媽媽去看醫生， 她不願意，大吵大鬧，還打爸爸，說她沒有生病，非常抗拒﹐最嚴重一次必須讓救護車綁著送她就醫。」他描述當時情景。

兩個老人生病， 賀家生活頓時陷入混亂。

他和遠嫁日本的妹妹商量，先由妹妹將母親暫時帶去照料三個月，他則在台灣申請外勞，找照顧父母的方案。

他試過各種照顧方案，首先是政府提供的日托中心， 但賀伯伯白天都呆坐在那裡，沒法參與活動，反而每天五點一到，賀湘濤就得趕回去接人，但他身處高度競爭的金融業，準時下班的挑戰很大。並且，父親晚上最需要照料，因容易摔倒，睡在隔壁房的他，聽到聲響就跳起來﹐疲累不堪。

父母生病之際，他剛好獲得拔擢﹐轉而負責台北區貸款業務，向來是超級業務員的他，卻沒有做出成績，成績落到全省放款最後一名。加上妻子對於公婆生病適應不良﹐生活上的不順利接二連三。

上有老、下有小，還要背負全家經濟壓力，這是典型「三明治族」的困境。

「我那時業績壓力壓得我全身不自主的發燙，業績沒有起色， 父母又沒有辦法照顧， 哎……，如果不是後來有信仰支持，我真的快得憂鬱症了。」他坦言。

最困難的時刻，各種念頭在腦海浮現﹐愛山的他爬過十六座百岳，曾在山裡想過「就這樣走了」﹐也曾考慮離職，但一家老小都靠著他，無論如何得撐下去。

「那時，你沒有考慮過長照機構嗎？」記者問；「過夜費用太高了﹐」他回答。

以台北市公私立長照機構，一名老人一個月動輒三萬以上的照護費用，家中有兩個老人，一年花費八十多萬元，即使待遇不錯的民營企業中階主管也難以負擔。

難捨親情陪伴
最後選擇外勞模式，重建家庭秩序

更重要的是，心裡怎麼也捨不下。

在老家客廳裡，他翻開父親退休前，一本本整理得極好的相簿，他指著一張照片，「這是我爸爸，那是我媽媽，這是我，我妹妹。」照片裡的年輕夫妻和兩個小人兒的穿著，看得出很講究。

「我爸爸要求我很嚴格，可是，非常信任我。」他口裡的父親嚴格而慈愛，即使早年擔任小公務員不算富有，但一路讓孩子念私立學校，他考上國立政治大學那天，父親還開心請客。

他大三時，爸爸就把家裡的帳給他管。有次不小心投資失利，損失一筆錢，父親也不曾說過要把家裡的帳本拿回來管。

最近，他趁著兒子也在， 跟父親說，大孫子通過英文檢定。以前他書讀得好時，父親總是很開心，然而現在，父親卻沒有任何的回應。

「大孝尊親顯父母，可是我什麼都還沒有做……﹐」講到這裡，他因為哽咽停了下來。至少，他希望在能力所及時，把父母留在他們熟悉的環境照料。

時間近中午，廚房裡傳來香氣﹐外勞阿迪已經開始準備起爺爺奶奶的飯菜。

幾番周折，他最後選擇的照顧父母方案，是聘僱外籍看護工。阿迪替他照料父母的生活起居，他則每天下班就來探望﹐他和太太、孩子住在離父母老宅不到十分鐘車距，有急事立即趕到，週末則固定全家到老家吃飯。

「我爸爸有白內障，因為他看不清楚，我都會讓他摸摸我，跟他說，這是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嘴巴，」「我也讓孫子抱抱他﹐讓他知道我們在他身邊，這是至少我能做的。」他說。

歷經自己與家人照顧、找尋機構、聘僱外勞、解決外勞更換、調適、教導等問題，終於，他和家人重建了生活新秩序。

現在他可以專注工作，分行業績排行全省前十；他並重新挑戰百岳，妻子也能外出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台灣照護體系不成熟
老年人口增加，未來將無外勞可聘

「你這樣照料父母， 但我們這一代呢？」記者問他。「只好還是外勞吧，我會要兩個兒子值班輪流來看我﹐」他半開玩笑。

「如果你的兒子當了外商公司執行長﹐常常要飛來飛去呢？」記者又問。「那就找好一點的安養院吧，我最近去雙連（長照機構）探視長輩﹐居然碰到好幾個中學同學，在那裡開起同學會。」他笑說。

台灣社會已然老化，照護體系卻不成熟。全台約有二十六萬的失智失能老人，而外籍看護工有十八萬人。賀湘濤照顧父母的方案，也是台灣都會中產階級最主流的選擇；外勞，儼然成為都會白領的救星。

然而，即使聘請外勞，家庭也需有管理外勞的人力，再過二十五年，正是賀湘濤這樣的五年級生，開始退休、且慢慢需要照護的年齡。屆時台灣工作人口扶養老人比，將從現在的六‧九個工作人口養一個老人，降為一‧九個工作人口養一個老人。

意即，當年輕人外出工作，家裡可能連管理外勞的人力也沒有；並且，若外勞輸出國人均所得提升，屆時外勞薪資必定提高，甚至無外勞可聘。這時外勞還能是我們這一代的選擇方案嗎？可供中產階級多元選擇的安養機構，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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