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掌握全國政權以後，實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先後多次頒布禁海令，片版不許下海。但時局穩定下來以後，清朝政府特許在廣州的十幾家牙行在交錢后經營進出口貿易，甚至代收關稅，這些牙行又組成了公行進行壟斷經營，這就是著名的廣東十三行。凡是來華洋商，無論是貨物買賣還是日常起居，事無巨細，都必須通過十三行。十三行成為亦官亦商的機構，而其利用壟斷地位也獲取了大量的財富。

對外貿易被廣州十三行壟斷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曾刊登了一個《縱橫一千年》的專輯，統計出了上幾個世紀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其中，有六位華人入選，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鑒和宋子文。這六個人中，伍秉鑒就是一位十三行的商人。

伍秉鑒字成之，號平湖，祖籍福建，從他的父親伍國瑩時，伍家開始參與對外貿易，名叫怡和行。1801年，32歲的伍秉鑒接手怡和行，事業也開始快速崛起，伍秉鑒成為了廣州行商的領頭人——總商。伍秉鑒同歐美各國的重要客戶聯繫緊密，不僅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園、店鋪等，甚至涉足在美國的鐵路投資、證券交易、保險業務等領域。

伍秉鑒

伍秉鑒在當時的美國名聲很大，還與他曾成就了美國首富阿斯特有關。1801年，年輕的洋商叫阿斯特求見伍秉鑒，原來他雇了一艘船，可由於缺乏資金，卻只能買下5000擔茶葉，裝了半船貨。阿斯特想把那一半的船艙也裝滿，可是他沒有額外的資金，只好登門求助，要求將自己押為人質，來賒取茶葉。

伍秉鑒聽過之後，被他的大膽冒險精神所打動，於是將價值7萬多兩白銀的貨物賒給了他。誰知道阿斯特的運氣壞透了，他的這艘貨船竟然沉沒在太平洋的風暴中。阿斯特只好來到伍宅表示願意終身為伍秉鑒打工來賠償這筆巨款。伍秉鑒卻拿出他當初的借據，當場撕得粉碎，並奉送了回美國的盤纏。伍秉鑒對他說，「你只是運氣不好，卻不是一個不誠實的人。你可以重新開始了。」

阿斯特感激涕零，他雙膝跪下給伍秉鑒磕了一個頭，用中國禮節來表示對他的敬重。後來阿斯特回到美國，以伍秉鑒為榜樣誠信經商，他的商船便以伍秉鑒的名字來命名，最終憑藉皮草生意積攢了2000萬美元的財富，一躍成為當時的美國首富。在他的書房裡，常年掛著華盛頓和伍秉鑒的畫像。

伍秉鑒家資巨萬，據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計，已有2600萬銀元，有人曾經按照國際銀價換算，大約相當於今天的50億元人民幣。他同時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債權人，東印度公司有時資金周轉不靈，常向伍家借貸。正因為如此，伍秉鑒在當時西方商界享有極高的知名度，曾被一些西方學者稱之為「天下第一大富翁」。

但是，即使像伍秉鑒這樣的官商，在皇帝和官員眼中還是可隨意盤剝的商人。每當國家發生災難、戰事，皇帝和官員們要搞個紅白喜事，或者地方官要向上買個官，十三行的商人們就必須「主動報效」或「捐輸」。1773年到1835年，僅僅是見諸史冊的記錄，十三行就捐獻了五百零八萬五千兩。儘管伍秉鑒曾向朝廷捐巨款換得了三品頂戴，但仍然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獻出巨額財富以求得短暫的安寧。他甚至表示願意把80%的財產捐給政府，只求政府允許他結束怡和行，安享他剩餘20%的財產，仍然未被允許。

在這種情形下，十三行的行商們無時無刻不處在風險之中，無不渴望掙脫這個牢籠。據說伍秉鑒也受夠了，曾經有過想要移民美國的想法，當然最終不可能實現。同文行行商潘正亨甚至決絕地說：「寧為一隻狗，不為行商首。」

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一開始行商就被清政府勒令充當與英國人進行談判的中間人，並被強制籌集軍資。而十三行也知道，英國人來就是為了與中國全面通商，廢除十三行的壟斷地位，一旦英國獲勝，十三行的獨特地位將被迫喪失，因此也不遺餘力地出餉。

戰爭甫一開始，伍秉鑒和十三行的行商們等就積極募捐，出資修建堡壘、建造戰船、製作大炮。1841年5月，英軍長驅直入兵臨廣州時，伍秉鑒與英軍義律展開協商，以600萬元賠款換得英軍則退至虎門炮台以外。而這筆巨款，有1/3由十三行商人出資，其中伍秉鑒拿出110萬元。

簽訂《南京條約》

1842年，被嚇破了膽的耆英代表清政府匆匆簽下了極不平等的《南京條約》，中國賠償英國2100萬銀元，相當於1470萬兩白銀，而此時清政府國庫存銀僅不到700萬兩，廣東十三行首當其衝地成為清政府的榨取對象。伍家被勒繳100萬元，行商公所認繳134萬元，其他行商攤派66萬元。

正如行商們所擔心的那樣，英國借《南京條約》推翻了行商制度，開放五口通商，廣州十三行的外貿壟斷特權不復存在，迅速走向衰落。1843年，伍秉鑒病逝於廣州。1856年，一場大火把十三行付之一炬，結束了它長達一百多年的顯赫歷史。

「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世界大潮之下，世事變幻無常，正可謂：見幾家貧了又富，見幾家富了還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