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的某個深夜，一個婦女做了個胎夢。

　　沒有任何預兆，老虎跳進了她的肚子。

　　算命先生說，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

　　這個男孩將會孤單地長大，他父親也會因他的誕生而受到威脅。但這個小孩在歷經危險與磨難後，便會取得成功。

　　這位算命先生的預測挺準確。

　　出身王侯之家，童年享盡榮華富貴，父親的離世卻將他一夜之間帶入沒落清貧的境地。

　　他留學英國，嚮往社會主義運動，與英國女孩結婚，夫妻二人卻被懷疑為特務間諜雙雙入獄。

　　我們熟知的《離騷》，《楚辭》、《史記》、《資治通鑒》、《魯迅文集》都翻譯自他的筆下，他還是把《史記》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

　　那些你覺得沒法譯成英文的中國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著作，都能在他筆下以信達雅的面孔呈現。去翻翻那個年代譯成英文的中國文學作品，估計有一半以上出自他和他的妻子。

　　實際上，他並不特別喜愛英語，也沒那麼鐘意《紅樓夢》，卻成為迄今為止，全世界唯二的《紅樓夢》全英譯本的譯者，還是新版《紅樓夢》劇組的顧問。

　　他數度在祖國的門口徘徊，一次次想靠近，卻又一次次受傷退卻。

　　他是著名翻譯家，楊憲益。

　　有人曾問楊憲益，這一生你曾後悔的事是什麼？

　　提問者自作聰明，認定楊憲益會說，後悔拒絕哈佛大學的邀請。

　　楊老沉思片刻，輕聲說道：「我打過乃迭一個耳光」。他舉起左手，揮了一下：「就這樣，我打了乃迭一個耳光。」

　　這是讓人始料未及的答案，卻也是讓人暖心至極的答案。

　　戴乃迭，是陪伴楊憲益一生的愛人。

　　這是位怎樣的老人？觸摸到的儘是深情……

　　和《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一樣，楊憲益出生在鐘鳴鼎食之家。

　　他的家族，與前清官僚、北洋軍閥都有密切關係。小時候穿的絲質黃馬褂是袁世凱所贈，當時隻有清王室的王子才能穿。

　　父親曾是個浪蕩公子，三房妻妾，還吸食鴉片。

　　祖父看不下去，給父親謀了個差使。父親當上了天津中國銀行的行長成了精明的金融家。

　　楊憲益沒有上過幼兒園和小學。作為家裡唯一的男丁，母親擔心他被綁架，隻能送他在私塾念書。父親死後，年僅五歲的楊憲益身邊圍繞著一大堆女人和僕人。

　　嗬護、溺愛、過分關切與照顧，楊憲益在溫柔富貴鄉里長大，也缺少了正常孩童該有的童年。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學會騎車和遊泳。

　　雖然沒怎麼正經上過學，但楊憲益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浸泡在大量古典文獻和英文原著之中。以至於後來在燕京大學的提前考試中，校方表示，可以直接上二年級了。

　　1934年，學校里年長的教員C.H.B郎曼要休假回英國，提出帶他去倫敦，替他找一位私人教師教授古希臘文和拉丁文。

　　家人支持，同學作伴，沒有太多顧慮，楊憲益登上了去英國的輪船。

　　牛津大學

　　隻用了五個月的時間，楊憲益就學會了希臘文拉丁文，通過了牛津大學的入學考試。當時甚至學校官員都認為這實在太過匪夷所思，斷言楊憲益不過是僥倖過關，推遲了他的入學時間。

　　生性不羈的紈絝少爺便將歐洲大陸萬水千山走遍。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兌著皓月之下的烈性酒，楊憲益這一年過得瀟灑又逍遙。

　　在牛津，楊憲益一口氣翻譯了《離騷》，譯作中滿是嘲諷與誇張，卻也掩蓋不住他的才華與智慧，至今仍屹立在歐洲各大學圖書館內。

　　毛澤東曾經問他：「你覺得《離騷》能夠翻譯嗎？」他說：「主席，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可以翻譯的。」

　　1939年，在牛津大學讀中文的英國女孩戴乃迭向父母宣布，自己畢業後要回到中國工作生活。

　　戴乃迭愛上的中國男孩，就是楊憲益。

　　他是牛津大學中國學生會的主席，她是學生會的秘書。

　　她愛他的淵博學識與幽默風度，也愛他背後的傳統文化的縮影。

　　她甘願陪他回到烽火連天的祖國，他則是隨她誤打誤撞進入了翻譯界。在這之後的很長時間裡，楊憲益和戴乃迭這兩個名字總是成雙成對立在書的封面上。

　　兩人的愛情卻遭到了父母的反對。母親是傳教士，在中國生活了30年，她甚至立下了接近毒誓般的話：「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會自殺的。」

　　而楊憲益的母親看著這位即將入門的金髮碧眼洋媳婦，直接病倒在床。

　　楊憲益猶豫著問戴乃迭：「我這次回去，是要去受苦的，你受不受得了？」戴乃迭卻眼神堅定。

　　1940年，楊憲益懷著一顆赤子之心，戴乃迭藏著對北京的回憶，帶著僅僅50英鎊回到中國。

　　回國後，楊憲益和戴乃迭奔波在西南各個城市，困難時就住茅屋、點油燈、喝井水，兩人時常談論時事，一起翻譯書稿，成了最好的搭檔。活躍的思想碰撞和獨立的精神融合，填補了生活的空白，也消解了戰亂流離的苦悶。

　　利用業餘時間，楊憲益翻譯了《儒林外史》和《阿Q正傳》。當時梁實秋建議他，不妨翻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於是，那些我們熟知的中國文學，都以另一種方式出現在西方人的書架上。

　　楊憲益常說，人隻要活著，腦子就得不停地想，總得做點事，要不然活得更難受。

　　49歲時，他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曾和錢鍾書共事。

　　譯完《奧德修紀》之後，出版社的人說：「你是外文社的人，也應該幫外文社做點事情。」於是他與夫人合作翻譯了《紅樓夢》，將榮寧二府的故事展現在西方人面前。

　　他很實在：「我不喜歡看《紅樓夢》。不過我在裡面工作，他們要我翻譯什麼我就翻譯什麼吧，人要吃飯嘛。」除此之外，他還翻譯了《長生殿》、《牡丹亭》等等作品。《魯迅選集》常常作為外國高校教學研究的藍本。

　　幾乎各個歷史時期的代表性作品，楊憲益都有涉獵。他非常注重翻譯時的嚴謹與準確，這是楊憲益治學翻譯的態度。

　　事實上，翻譯是件有點吃力不討好的事。

　　翻譯家們需要跨越語言之間的鴻溝，用常識和歷史性的修養去彌合民族歷史文化中的縫隙。

　　有人說，楊憲益是翻譯了整個中國的人。

　　可翻譯這件事，耗盡畢生的心血，也隻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而當歷史的潮流洶湧襲來，楊憲益隻怕連嫁衣裳也作不成。

　　妻子的外籍身份成了楊憲益「間諜罪」的鐵證。整整四年，夫婦二人在京郊的監獄里受盡淩辱。

　　逐漸地，他開始出現輕微的精神分裂徵兆，幻聽，以及被迫害妄想。戴乃迭的日子自然也好不到哪去，金髮碧眼讓她處處遭受敵意的蔑視，昔日同事也都避之不及。孤獨與不被信任，反反覆復折磨著他們的內心。

　　好不容易熬過這四年，1972年，楊憲益和戴乃迭釋放出獄。可是悲劇並沒有因為出獄而停止到來。

　　他們唯一的兒子楊燁，經受不住迫害而走向了精神分裂。送到英國治療時已然病入膏肓。絕望的楊燁點燃了汽油，自焚身亡。

　　楊燁

　　誰能想到，當年戴乃迭母親撂下的氣話，竟一語成讖，釀成了這一出悲劇。

　　楊憲益隱忍著，但終究會忍不住流淚。

　　走出歷史的旋渦，楊戴二人也走向了人生的暮年。

　　兩人在外文局的宿舍樓住了40年，質樸了一輩子。1994年，戴乃迭身體愈下，為了妻子，兩人住進友誼賓館專家公寓。

　　從西式精緻洋裝到中式典雅旗袍，戴乃迭愛了楊憲益一輩子，楊憲益寵了戴乃迭一生。

　　據說戴乃迭曾抱怨，自己的中文不好就是因為楊憲益經常主動和她講英文。

　　戴乃迭生前和楊憲益的最後一張合影

　　戴乃迭先走一步後，楊憲益的時間彷彿也隨之凝固，他搬出了公寓，搬進來還是搬出去，都是為了戴乃迭。

　　在楊憲益家中的桌子上，放著二老的唐裝婚禮照。上面鬱風端莊地書寫著：「金頭髮變銀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會變的。」

　　經歷過磨難和煉獄，楊憲益的身上依然有著老一輩知識分子獨有的優雅的精神姿態。

　　隻是他把書都送了人，從此再也不翻譯。

　　北京後海的金絲衚衕里，他時常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一坐就是一下午。一根煙，從清晨到日暮。

　　有人說，楊憲益也許是中國最後一個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於一身的知識分子了。

　　如今，他曾經的風光與氣節，也都付笑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