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那些已經被惡政派到現場的施害者，那個“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寸的權力”的故事應該聽過吧？

這個故事發生在柏林牆倒塌之後的德國。1991年9月，統一後的柏林法庭上，舉世矚目的柏林圍牆守衛案將要開庭宣判。這次接受審判的是4個年輕人，30歲都不到，他們曾經是柏林牆的東德守衛。兩年前一個冬夜里，剛滿20歲的克利斯和一個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牆企圖逃向自由。幾聲槍聲響，一顆子彈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腳踝被另一顆子彈擊中。克利斯很快就斷了氣。他不知道，他是這堵牆下最後一個遇難者。那個射殺他的東德衛兵，叫英格·亨里奇。當然他也絕沒想到，短短九個月之後，圍牆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終會站在法庭上因為殺人罪而接受審判。

柏林法庭最終的判決是：判處開槍射殺克利斯的衛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他的律師辯稱，他們僅僅是服從命令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罪不在己。法官當庭指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東德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1991年8月21日，蘇聯局勢嚴峻，群眾上街示威遊行，抗議蘇共，國防部長亞佐夫奉命調集軍隊鎮壓示威民眾，他斷然拒絕：“不，我不能派小夥子們去。”之後被捕入獄，13年後，普京總統向81歲的亞佐夫授勳，表彰他堅持不向民眾開槍的抉擇。

還聽過一個故事，有一次曼德拉庭審之前，公訴人突然撂攤子不干了，他跑過去跟曼德拉握手，說：我鄙視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給送到監獄里去。

“我鄙視我所做的事情”。顯然，這些人在製度中隨波逐流時，漂著漂著突然觸到了一種叫做底線的東西。他們低頭一瞧，這是哪兒呀？再伸手一摸，這上面都沾滿了什麼東西？於是他們想，老子不干了。

這里的底線，是人與獸的界限。這里所說的良心義務，提到的人與獸的界限，做人的底線，訴諸的是每個人的另一重身份：你是一個人，你面對的是你的同類。人，是我們每一個人最本質的一種身份。

當一個人脫去所有社會身份之後，就會看到，你和所有人都是同類，和所有人一樣，是一個人。正是這個人的身份，讓我們共同分享一種叫做普世價值的理念；讓我們雖然使用語言不一樣，但仍然可以溝通，並且可以互譯成對方的語言；雖然膚色不同，思維活動、心理活動都遵循著大致相同的方式，都能夠接受對方創造的各種文明成果，諸如文學藝術、科技成果。而且人類文明發展日益呈現出一種趨勢，膚色、種族、國籍、文化、語言……都不像過去那麼重要，展現出一種多元共存多元共享的趨勢。

不論在什麼時候，都要記住，你是一個人，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其他那些身份，什麼時候都要守住自己的人性，不要失去悲憫之心，不要聽不見同胞的呼號，不要面對同胞遭受的痛苦視而不見，更要避免那些痛苦由自己親手造成。否則，悔恨會追隨你一生，特別是到了老年，會讓你的面目變得扭曲，讓你的靈魂終日不得安寧。

希望記住這句話，善待同類，就是善待自己。

善待同類，守住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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