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房、已婚的人，生活看似穩定，內心卻很焦慮。(圖/Pixabay；作者/RUANSHUNYI)

父母那一輩大多30歲就結婚生子，過上穩定的生活，不像七八年級生，可能還在尋找人生定位，充斥不確定性與迷惘。但《三十而慄？》一書指出，父母輩看似穩定的人生路徑，其實隱含著不少焦慮，而年輕人看似不穩定的生涯，反而讓大腦更有可塑性。

延遲成年，反而讓大腦更具可塑性

除了過了特定年齡還和父母同住外，基本上任何看似會延遲成年期的事都會受到負面看待。較年長的成年人看著年輕人，總會哀嘆他們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結婚或沒生小孩。斯坦伯格解釋這些批評背後的主因：沒有擔負起這些成年人的角色，被認為會放慢心理成長的速度。

他說：「所以如果我們提到像是培養責任感這類事情，假如你很晚才進入職場相關工作，或許會減緩你負責任的能力；或者另一個相似的論點是，沒有結婚會阻礙你培養和他人親近的能力。」

然而，斯坦伯格並不認同這些說法，也沒看見延遲成年期就會影響心理發展的證據，他說：「我覺得當中有太多由於誤導而造成的過度擔憂。」

他反而認為延遲成年期是有好處的，不進入長期的角色和關係，可以為大腦的成長與改善帶來更多時間，透過新經歷創造新的神經路徑（也就是藉由反覆行為形成的腦部連結，可以幫助形塑自我）。

研究顯示，大腦在青少年時期會不斷改變，也就是擁有所謂的「可塑性」。新的經歷會改寫大腦，幫助我們培養習慣、天賦及情感回應。這就是我們知道自己比原本以為的更有能力，以及其實有很多種闖蕩世界方法的原因。然而，這樣的刺激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減緩，到達成年期後，大腦迴路大部分都已經固定了，雖然可以稍微調整，卻無法完全改造。斯坦伯格說：「沒有人知道原因，但是大腦在這個時期會喪失大量可塑性。」
但是如果大腦一直保持在忙碌狀態，處理沒有那麼容易克服的新經歷時間更長、更久，當然也應該會持續發展才對。不讓大腦靜下來的時間越多，你越有可能發掘新的技能和渴望，也就越可能演化成長。斯坦伯格表示，即使從長期來看，大腦的變化停止後，曾經擁有這樣一個讓突觸增生的延長期，也有助於大腦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刺激經歷，做出更強烈的反應。他說：「因此倘若一個人延緩進入成年角色的時機，也讓自己沉浸在新奇又充滿挑戰的環境裡，擁有較長的大腦可塑性時期可能就會帶來優勢。」

別相信超過三十歲的人！

今天，三十歲就不行了這個概念聽起來很荒謬，但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卻是很多人的共通感受。在反越戰及支持民權與言論自由的抗議運動期間，其中一個代表性口號就是：「別相信超過三十歲的人。」因為超過三十歲的人太老了，無法理解年輕人在抗爭什麼。這句話出自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學生傑克．溫伯格(Jack Weinberg)之口，一九六四年，他因為在校園發放關於民權運動的傳單遭到逮捕，他在暑假時到南方工作，想和其他學生分享在那裡看見的種族壓迫，但是學校禁止任何人發放政治文宣。

警察把溫伯格帶到警車後座，但是學生卻團團包圍警車，擋住出路。人群演變成數千名抗議示威者，帶頭者還爬上警車車頂發表演說（有些人爬上去前有先脫鞋），周圍的群眾則高唱〈我們必將戰勝〉(We Shall Overcome)一曲。學生獲准遞食物和飲水給溫伯格，還有讓他可以如廁的空瓶。這場抗議活動維持三十二個小時，掀開全美言論自由運動的序幕。

溫伯格被捕不久，《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一名記者問他，是否真有學生以外的人在幕後負責這場運動。該名記者推測，共產主義人士可能是真正的帶頭者。

溫伯格不悅地回答：「這場運動有一個口號，就是我們不相信超過三十歲的人。」溫伯格在1970年告訴《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當時有一個人訪問我，好像說了什麼讓我不太舒服的話。他問是不是有外面的大人在操控我們，還暗示『共產黨陰謀』之類的。那讓我很生氣，所以就說了不相信超過三十歲的人這樣的話來嘲弄對方。我想告訴他，根本沒有什麼老人在控制我們。」

後來，《舊金山紀事報》的一位專欄作家在專欄裡引述這句話，其他記者也跟著仿效。當社運人士發現這個概念讓年長的世代（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今是年輕人當道）有多惱怒時，便開始激昂地喊著：「別相信超過三十歲的人。」雷夫．凱斯(Ralph Keyes)在著作《好人沒有難出頭》(Nice Guys Finish Seventh)中寫道：「不久後，這個代表性口號開始象徵，倨傲的年輕人無禮地把自己的父母推到旁邊的時代。」

不到三十歲，表示你可以充滿理想、無拘無束，隨心所欲和從當下讓你感興趣或受到啟發的任何東西，順著這些事物安排自己的人生。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心理學家肯尼斯．肯尼斯頓(Kenneth Keniston)研究這些學生抗議活動，發現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大致上不像長輩過去那樣急著承擔責任。他在1970年刊登於《美國學者》(American Scholar)上的文章中寫道：「有越來越多的後青少年小眾族群，沒有確立那些曾定義成年期的問題：關於和當前社會關係的問題、職業的問題、社會角色及生活型態的問題。」肯尼斯頓表示，當時發生的情況是前所未見的，過去這種失根的狀態，只出現在「特別有創意或心理特別不正常」的人身上，但是今天年輕人「似乎『定不下來』」，他們覺得自己擁有「絕對的自由，活在充滿可能性的世界」。

看似穩定，卻依然焦慮的人生

不過，那時候一到三十歲，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機會也跟著終結。在1970年，年紀最大的嬰兒潮世代是二十四歲，他們進入的三字頭階段，看起來和先前世代經歷的沒有差別，一樣找工作、結婚、買房、生子，至少從表面上來看，他們和父母輩是同一類型的成年人。一九七一年，小說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兔子歸來》(Rabbit Redux)這本小說裡，描寫「兔子」哈利遭遇的中年危機，「三十歲以前沒做的事，就不可能會做了。」

然而，三字頭的人一旦生活穩定，常常又會抱怨那樣的生活。根據鮑林格林州立大學(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全國家庭與婚姻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 & Marriage Research)研究人員指出，在一九七九年，離婚率突破歷史新高，一千段婚姻中有22.6段破裂。

作家蓋爾．希伊(Gail Sheehy)在最初於一九七四年出版的暢銷書《必經之路：成年生活可預測的危機》(Passages: Predictable Crises of Adult Life)中，精闢探討這種不滿足的現象。
希伊先在自己身上察覺到這一點，因為她也對三十五歲的自己產生疑慮。她在二十四歲結婚，四年後育有一女，接著在四年後和丈夫離婚。女兒這時候七歲，而她則是成功的雜誌作家，但是突然間所做的一切似乎不夠了，彷彿她太早結束自我演化。

希伊在《必經之路：成年生活可預測的危機》裡寫道：「某個入侵者大力搖動我的靈魂，吼道：看看妳自己！妳的人生已經過了一半，那個想要有個家、曾經想生第二個小孩的妳到哪裡去了？在我還來不及回答前，這個入侵者指出另一個我拖延已久的事：那個想要對這個世界有所貢獻的妳到哪裡去了？文字、著作、遊行、捐款，這些就夠了嗎？妳一直都是表演者，而不是真正的參與者。結果，現在妳已經三十五歲了。」

透過自己的經歷，以及和一百一十五名介於十八至五十五歲之間的中產階級男女進行訪談，她發現三字頭的時期可稱為「第三十條軍規」(Catch-30)。在這個時期，人們會突然想要超越當下的自我，或重新開始現在的人生。希伊告訴《基督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可以從事這一行，因為我認為每個撰寫嚴肅題材的作家，有一部分其實是在處理自己內心的魔鬼。」
在此之前，沒有人發現成年人（三十歲就已經很老了！）可能對自己的人生有所疑慮。希伊為這些人發聲，描述突然要重新審視你以為自己有義務建立的一切是多麼痛苦，這本著作蟬聯《紐約時報》暢銷榜三年以上的時間。

希伊在一九七六年告訴《時人》(People)雜誌：「兩性都提到覺得太過狹隘與受限的感受，他們怪罪到各種事情上，像是二十幾歲選擇的伴侶和職業，但是這可以歸結成一件事，就是非常適合二十幾歲的選擇現在已經不夠了，某個過去受到忽視的內在層面，現在想要被看重......突然一個人不再注重我『該做』什麼，而是我『想做』什麼。」